近日,一场发生在本地两名华人之间的“名誉毁谤案”闹上了法庭,引起众多华人的关注和热议。在实地采访这起官司的过程中,加西周末记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:近几年,大温华人打官司的数量和种类似乎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。仅仅在11月上旬的一天之内,就有多名华人要在位于温哥华市中心Smithe街的省级法院出庭。他们面临的官司涉及到伤人、偷窃、伪造文件、违法驾驶等。相对于10年前,大温华人正更加频繁地出入法庭。这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深层原因?《加西周末》走访大温地区多名资深法律从业者,揭开大温华人打官司的“内幕”

华人官司“井喷”

在大温地区做了10年律师的杨环优(Bonny Blake),回忆起自己在加拿大的求学岁月,有些感慨。她当时在法学院学习诉讼律师专业,跟一个华人同窗很要好。杨环优记得,她们二人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。一次在课堂上,那位同学斩钉截铁地说:“像我们这样的人,根本不可能做成诉讼律师。最多只能做做房地产纠纷的案子。我们的语言是一个很大的障碍。” 的确,那个时候,华人打官司的寥寥无几,而西人要寻求法律服务,自然会优先选择西人律师。华人律师能开展的业务很有限,接手的案子大多是家庭民事纠纷或是房地产过户等等。但是,杨环优并不认同这位同学的看法。她相信,语言障碍是可以通过刻苦努力克服的,而克服这个障碍后,华人律师前景无限。两人谁都不服谁,最后不欢而散。
毕业后,同学选择回国发展,而杨环优则从法律助理做起,开始在加拿大的法律行业耕耘开拓。时光荏苒,转眼就是10年。在华人群体日益壮大的加拿大,“语言”不再是杨环优的障碍,反而变成了她的优势。已经是加拿大资深诉讼律师的杨环优,几天前突然接到了来自当年老同学的电话。与故交畅谈往昔,总是令人感怀。那位老同学知道了杨环优的现况,和她一路走来的历程后,长长地叹了一口气,终于坦诚:“我很佩服你,如果当初我也坚持下来,一切可能就不一样了。”
的确,如今华人诉讼律师的市场和前景,与当初那位同学的预判完全相反。“这些年,华人律师的数量一直在增加,但依然是供不应求。”杨环优说,“我很少做宣传,但是每天还是有很多华人找到我,希望我帮他们处理官司。有时候实在太忙,没有时间处理那么多案子,只好对他们说抱歉。”
在列治文经营律师事务所的薛松告诉加西周末记者,自从他2009年开始在大温做律师以来,手头的案子就一直是满的,并且常常需要推掉一些无暇应对的案子。
同样,在温哥华做律师6年的姜凌,面对日益增加的华人案子,也有“心有余而力不足”的感觉。“不光律师忙不过来,法院也忙不过来。很多华人的案子在等排期,等个两三年才开庭都是常有的。”
华人官司的“井喷”,还深刻地影响了一类人——法庭翻译。
莫佳忆(Joy Mo)在温哥华做了15年的法庭翻译。她明显感觉到,2007年之后,工作量越来越大了。在她刚入行的几年,处理最多的案子是车祸、离婚官司,很多在庭外就解决了。那个时候,法庭翻译的工作量还不足以让莫佳忆全职投入这份工作,她和身边的很多同事,都需要另找一份兼职工作来补贴收入。而最近几年,莫佳忆全年都在专职做法庭翻译,接到的案子从民事到刑事,种类越来越多。“甚至有时候会有7个地方同时打电话来,让我去做翻译,那时候真是分身无术了。”

“疑难杂症”越来越多

近几年,姜凌律师明显感觉到大温华人打官司案件种类增多、复杂程度增加、涉及金额增加。
姜凌特别提到的一点是,华人讨债的官司增多了。这些讨债官司涉及的金额从几千块到几百万不等。有的人用自己的房子抵押,但欠的钱已经远远超过了房子的价值。有的留学生欠债,但转眼就查无此人……今年2月,甚至还发生了一起中国银行跨国讨债的官司。一名华人被指在中国贷款5000万元人民币,携款来到大温后,短短3个月时间内就在素里及温哥华购买了价值超过800万加元的四幢豪宅。中国的中信银行向BC省高等法院提起诉讼,最终这名华人的资产遭法院冻结,并被勒令还款。
在姜凌看来,形形色色的华人官司中,最难打是离婚官司。“这就叫‘清官难断家务事’。”姜凌说,“因为婚姻中的事大多发生在两人之间,没有第三者见证,也就缺乏证据。在法庭上,你一言,我一语,法官相信谁呢?妻子说丈夫在中国有财产,丈夫否认,妻子举证就很困难。”
几年前,多伦多有一名拥有上亿加元资产的华裔地产商人,与妻子闹离婚。双方为争夺财产和两个儿子的抚养权,官司从2012年打到了现在。起初,该华裔商人说,不会给妻子一分钱,但后来答应将中国北京价值260万加元的两套公寓给她。但女方向法庭表示,这点财产还不到两人家产的2%,遂向安省法庭提起诉讼,最后还要求法庭冻结资产,并获得了法庭批准。
“最后看的,是谁说话更让法官相信。”姜凌坦诚,律师要做的,就是教客户如何提供最佳证据。
另一方面,本地华人卷入刑事案件的也越来越多。2012年的列治文华裔留学生杀母案,2015年的温哥华华裔留学生被绑架撕票案,同年的温西富豪苑刚被谋杀分尸案,还有三个月前发生的温哥华双尸案,涉嫌谋杀的25岁华裔男子上个月刚刚被捕。
华人官司复杂程度的增加,也在无形中提高了对法庭翻译专业水平的要求。
几年前,本地一名华人雇主因涉嫌虐待佣人被告上法庭。在法庭上,该华人未请翻译,直接与对方律师问答。结果一审结果出来后,他被判贩卖人口罪,刑期相当高。
不少人为这名华人喊冤:佣人是从原居地带过来的,有照片证明,怎么可能会到这步田地?后来有个英文媒体记者说,大概是对方律师问了某个问题,被告没听懂或者误解了某个英文词汇的法律意义,而做了不利于自己的陈述,导致判决逆转。
那个记者说:如果被告没有自恃英文好,而是接受法庭请的传译人员,情况或许不至于如此。
可以看出,对于打官司的华人来说,为确保法庭双方陈述的内容不因语言问题被扭曲,法庭翻译是至关重要的。
“我们做的是‘绿叶’职业。” 莫佳忆告诉记者。但她也坦言,在法庭上当“绿叶”压力不小。“失之毫厘,谬以千里”这句话,用在法庭翻译身上非常恰当。“一桩谋杀案,你翻错一句话,甚至一个字,都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。责任大,压力自然也大。” 莫佳忆表示,有很多同行,因为忍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半路退出。“另外,我们的工作受到多方的注视和监督。即使打官司的华人需要翻译,他们也不是完全不懂英文,有时他们觉得你翻译得不对,会直接在法庭上指出你的错误。有的华人律师如果认为你翻译得不够好,可能影响判决结果,甚至会直接叫停,当场向法官申请延期开庭。”因此,莫佳忆每次开庭前,都要提前做足功课,力求在法庭上准确无误地传达信息。有时候,莫佳忆会在法庭里从早上10点待到下午4点,神经时刻绷紧不敢放松。等到回家时,她的声音已经沙哑,疲劳地不想再说一句话。
法庭上越来越多的“疑难杂症”,已经深刻影响了华人律师和法庭翻译的职业与生活。

华人打官司的背后

姜凌认为,华人官司的“井喷”,“疑难杂症”的增多,都是华人人口增长的必然结果。“林子大了,什么鸟都有。”他笑着打了个比方。“就像路上的车多了,车祸的数量就会增加;你买的奖券多了,中奖次数就会增加。随着华人社区的壮大,华人官司的数量和种类也都会随之增加。”近日,两名华人之间的名誉毁谤案闹得沸沸扬扬。“以前,我们根本想不到华人会打这类官司。”姜凌告诉记者。“类似从无到有的例子还有很多。”
他举例提到,以前华人是不立遗嘱的,但现在有了立遗嘱的习惯,因此也衍生出了许多遗产纠纷的官司。
说到遗产争夺,很多华人可能都会想到震惊华社的苑刚案。2015年5月,华裔富豪苑刚在自己位于温西的豪宅中被杀害。苑刚死后,各方人马来到法庭上争夺他的遗产。除了多名自称苑刚子女的人,还有被控杀死苑刚的赵利。两个月前,苑刚的母亲也提起诉讼,称她在苑刚被杀前的一个月借给他500万美元,她要求苑刚遗产管理人连本带利归还该笔借款。
“再比如,以前没什么华人开公司,大部分都是打工的,现在华人开公司的越来越多,也就牵扯出了一些发生在股东、董事间的利益纠纷。”姜凌回忆,“曾经有一个华人公司发生过这样的事:公司员工掌握了公司机密,卷走客户信息,另起炉灶成立新公司,与原公司成了竞争对手。”“还有国内知名品牌想来温哥华开分店,结果却发现已经有人在温哥华使用他们的商标开了公司,于是从国内跑来维权。”
姜凌认为,今后华人面临的官司案件种类会愈发多样化。因为随着科技、经济的发展,人口组成的变化和迁移,新的纠纷和矛盾也会开始显现。“只有你想不到案子,没有不可能发生的案子。就像现在法庭上的一些案件,我们之前也绝对想象不到会发生在华人身上,但它的的确确发生了。”同时,他相信,华人律师群体也将迎来一番新局面。“今后,会有更多的移民二代投身律师行业,他们的语言、对本地了解程度更具优势,涉猎的专业领域也会越发广泛。而华人客户也将拥有更多选择,不会在选择律师时因感到迷惑而盲从。”
纵观这几年的近况,我们不难发现,在日益增多的华人官司中,依然是“华人打华人”占据主流,“华人洋人对打”则仍是少数。薛松对愈发频繁的新移民老移民纠纷别有一番感触。他表示,华人老移民登陆时间早,对加拿大本地情况更了解,也掌握更多资源。而新移民由于知识欠缺、经验不足,会从心理上对同为华人的老移民产生信任,在达成交易时不够谨慎,犯一些“想当然”的错误。薛松遇到的新老移民纠纷各式各样,有新移民住户状告老移民建商的,有新老移民合伙做生意闹掰的,还有新移民靠老移民帮忙投资出问题的。
“在温哥华,华人还是偏向与华人打交道。华人与西人之间的纠纷反而相对较少。”薛松告诉记者,“知识上的不平衡,导致了新移民处于弱势地位。”他建议本地华人,“在刚开始的时候,就事先预想一下坏的可能。如果做交易,要看看是否能在合同条款里设法增加对自己的保护。如果不能,则要想想自己能否承受这个风险。”薛松提到,如果有问题拿不准,千万不要自己糊弄自己,把问题含混过去。“遇到不确定的问题,一定找律师、会计咨询一下,这个花销可比出事后再找律师低多了。
关于大温华人打官司未来的趋势,薛松表示,“现在,大温地区的华人在当地生活和经济活动上的参与程度,依然是相对浅层的。但是,随着时间的推移,华人会逐渐适应本地生活,对社会了解程度加深,掌握的资源也增多,那么他们涉及的官司也会越来越复杂,金额也会越来越大。”
对于本地华人打官司越来越多、越来越 “刁”这一现象,莫佳忆有自己的见解。她认为,在加拿大打官司要花费大量金钱,华人经济实力增强,不再对官司开销望而却步,是导致该现象出现的一大原因。另一个原因是,本地华人法律意识增强,维权更加主动,对加拿大法律系统的公平公正性愈发认可,越来越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。
让莫佳忆印象深刻的是,一次官司当中,法官劝双方调解。当时,法官说了这样一段话:“我有一个朋友,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。他曾经说,我这辈子做了这么多生意,只输了两次——一次是打官司打赢了,一次是打官司打输了。”言下之意,打官司不论输赢,都对当事人有所损耗,双方调解是更好的结局。莫佳忆对此深以为然。
从华人官司数量增多、复杂程度加大这一现象出发,我们看到的是华人群体的壮大和多方位实力的增强。当然,在华人社区,仍有很多行业需要规范,亦有法律意识亟待增强。“官司”只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。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,人口组成的变化和迁移,这个“工具”的使用很可能会更加频繁。而从另一个角度看,随着华人越来越深地融入加拿大本地社会生活,越来越懂得合理地运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益,一个更加有序、有效运转的华人社区也将呈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