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周,一篇《教育部,请要给我的孩子减负》的文章在网络上爆火。文章作者针对教育部近年推出的各项减负措施提出质疑:家长负担更重,孩子两级分化,底层上升机会变小……这就是我们要的结果吗?

教育方式的逆转

有关教育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:过去多被诟病的中国式教育近年来开始被一些西方国家追捧。
BBC就拍摄了一部《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?——中国式课堂》纪录片,虽然在最开始两种教育方式的对击引发少争议,然而,让这群孩子及英国的家长们开始认识到中国式教育有其长处。今年1月,英国首相梅丽莎访华,教育合作就成为了优先议题。
西方向来推崇“快乐教育”——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,要让他们在玩乐中快乐地学习。是多年来西方教育展示给世界的一种表象。
然而,有人发现,我们似乎对“快乐教育”有所误会——在西方社会,真正的精英家庭的孩子,其实并轻松,学习之外,他们要接受大量的其他方面的培训,和中国虎爸虎妈的安排本质类似。

教育真的可以如此“随意”?

最先从快乐教育中“觉醒”的可能是那些排除万难远赴海外陪孩子读书的妈妈们。
2014年,刚刚登陆温哥华久的本拿比李妈妈就十分解地发现:孩子就读的学校居然因为教师罢工而停课了。李妈妈表示,这样的事在中国前所未闻。
同样让李妈妈烦恼的还有:下午三点就放学了,年龄小的孩子家长就必须去接,因此家长基本无法全职工作。有将孩子放到课后机构的,但又是一笔负担。
年龄稍大一点的中学生,是三点放了学就没事了。“商场里好多这种背着书包晃荡的孩子,他们应该是待在教室学习或回家写作业吗?”
经历了罢工事件后,李妈妈就把孩子送到了私立学校。“私校的管理相对严格,至少老师会随便罢工。”
然而,像李妈妈这样的家庭,在满公校教育时,尚有能力送私校。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,就只能选择公校了。对于重视教育的华人家庭而言,一所排名靠前的公校,就是他们买房选址的重要标准。
素里的胡女士就亲眼见着自家学区的学校被华人挤爆。“开学报名,9点开始注册,6点就有人排队,而且,前面十多个人全是华人。”进好学校,仅仅是万里征途的第一步,而且进好学校同样能保证孩子能受到华人家长认为足够的教育。
有一位温哥华妈妈抱怨:孩子的数学很差,她后来仔细观察了一下,原来学校根本没有设专门的数学老师,而那个什么都教的通科班主任,教数学的方式就是宣读一下大纲,然后让孩子自己看书,与同学讨论。结果孩子们都会,就商量着做了满是错误的习题。
这位妈妈后来实在无法忍受,原本认同“补课文化”的她还是把孩子送进了课后辅导机构。

阶级的固化

由此可以看出,当公共教育的角色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或公共教育资源稀缺时,选私校、买学区房、送课后班就成了家长得已的选择。而这些都是需要一定经济条件的。管是中国还是加拿大,无力对教育额外投入的家庭的孩子,获得的教育机会自然比家庭条件好的孩子。
如此,择优录取机制下的高等教育,尤其是那些常春藤系的世界名校,考的是学生各方各面的综合素质,学习好、有领导力、科研力、创造力……这些竞争力中,很多其实是由钱堆出来的。玉成器,再天资聪颖的孩子,需要一个琢她的人。
在加拿大,还有一个普遍的现象令华人家长着急。本地的蓝领阶层薪资并差,反而高校毕业生或会面临找工易的尴尬。
华人家长反映,孩子受这种文化的影响,才上初中就已经认定自己需要上大学,在理工学院学点实用技能,比如修车等就行。一位家长万般焦虑地说:“我们放弃在国内打下的基础,就是为了孩子的教育而移民加拿大,难道最后的结果竟然是自家孩子连大学都读吗?”
再者,加拿大的基础教育“轻松”自在,然而高等教育却是宽进严出的。在大学,学习好很可能就被“刷”下来,课业重,学生的压力并小。如果孩子在中小学阶段就没有经历过学习的压力,没有经历过中国高考式训练,一路“嘻嘻哈哈”进了大学,最后是否能跟上班?是否能扛得住压力?
本周还有一个令人沉痛的新闻:5日,滑铁卢大学一名大四学生在校园内自杀。目前暂没有公布自杀原因,但大学自杀事件层出穷。自2012年以来,滑铁卢大学已经有大约10名学生死于自杀。而在附近的圭尔夫大学,2016-2017学年则有4名学生自杀身亡。多伦多大学屡有学生自杀身亡。他们中很多人都是优秀的学生,但是堪沉重的压力,竟选择放弃生命。令人扼腕痛惜。
“减负”是一个听着美好的词。可是,究竟减的是谁的负,今天减的负是否会成为明天的负?这依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。